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| 基督教的社群关怀与文明创制（二）

神学和制度的整合

更进一步说，基督教社群关怀的背后，还需要神学支撑和制度设计。制度性，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性的、条文性的、组织性的面向，不是仅仅让信徒去“悟”，去被圣灵充满，它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制度，来保障“好心”不仅热一时，还能一直热下去。没有这些，就很难跨越几千年的历史变动。先来说神学，首先是教牧学、教牧神学，ministry或者Pastoral Theology，它是特别来处理教会内部，如何把基督教信仰能够传达、牧养给不同的信徒，因为信徒进教会之前，什么人都有，五花八门，背景和经验都不一样，如何去关心和牧养每一个信徒，进而更好地牧养整个教会。

教牧神学属于实用神学的范畴里面，细化开来，又非常细——教义、教规要怎么定？整套礼仪怎么定？怎么协调个人跟个人之间的角色和关系？当信徒遇到抑郁症的时候，要怎么去辅导他？灵性如何指导？长老怎么选举？牧师如何按立？管理范围和权力界限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教牧学在关心和研究的，它是一门独特的学科。所以在很多基督教神学体系里，教牧学博士要读好多年，除了研究，还需要实践。这门学科很能展现基督教的社群关怀，也是佛道教的研究者可以详细了解的。

另一门学问是公共神学，专门研究教会怎么面对外部社会。如果说教牧神学是面对内部，牧养和协调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关系，那么公共神学是协调教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。从信仰发出的善，不仅仅是基督教内部的，还有更广阔的共同的善，跟国家和政府有关，跟社会和公衆有关，跟整个世界有关，它在处理这种维度。今天的公共神学进展已经非常前沿，有些朋友正在研究AI、VR技术，以及数字化新媒体和公共神学的关系。或者说，如何运用这些最前沿的技术，来进行社群关怀。

总之，这两种学问都有关所谓社群关怀，社群的内部就是教牧学，社群外部就是公共神学。

不同的宗派，它背后的制度是一样的，那么它运用神学的方式也不一样，谁来用，向谁用，权力的分工和整合，都不太一样。我们以新教为例，它宗教非常多，体系复杂，但总体上有三种制度——主教制、长老制、会衆制。

主教制，是基督宗教里最古老的一种制度，就是教会存在一个最高权威。最早的时候，早期基督教受罗马帝国的逼迫，有很多人殉道，殉道以后需要有人继续接上来负责教会事务，所以早期的主教一方面管理教会，另一方面他要为了殉道。这套制度延续到部分古老的东方教会，以及天主教、东正教、圣公会，以及部分路德宗，现在都是主教制。主教是首脑，主管一切教务，可以设立司铎、助祭等协助管理教会事务。整个教会里有基层的教堂，十多个教堂整合成教区，几个教区整合成教省，一层层往上整合到教宗。天主教的“圣统制”就非常明显。天主教有十多亿人，普世圣公会有8500万人，都是体量巨大的大教会，但都是主教制度，把全世界各地的信衆整合起来。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整合，而且在基层的教堂，以及教区、教省，甚至修道院的体系，都可以整合资源，开出不同面向的社群关怀。所以，你可以看到，香港有很多天主教学校，名字看起来都带有天主教但字样，但背后的主办方是很不一样的。比如中环有天主教总堂区学校，那是香港教区办的学校。除了99间教区学校以外，还有118间修会学校，那是属于24家修会的教育体系。可以说错综复杂，但是他们形成了整个大的天主教教育在香港的联盟。这个例子，可以说明天主教内部复杂的脉络，既有分，也有合，一种纵横交错的场景。

第二种是长老制，我刚刚举例说，它有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有执事，大家一起来管理教会，相当于一种议会制。犹太教里面就有长老，基督新教里面的长老，更多是通过议会的方式，信徒大会是最高权力来源，并通过选举来设立长老团或者长执会、堂委会来进行决策和管理教会，它们下面可能分设圣乐部、传道部、儿童事工部等不同部门。在长老制度的教会里，最基层的地方教会是堂会或者小会，比如某某福音堂，或者长老教会某某堂。然后，在很多堂会可能会组成更大的中会或者区会，比如华东区会、华西区会、台北中会、台南中会，在区会或者中会上面还有总会，就是这样一层层组织架构起长老制。在近现代史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苏格兰长老教会、美国长老教会、日内瓦长老教会等，很多现代的机构都是从这些母体里面演变出来的。

第三种叫会衆制，特别是在新教里面，很多17世纪以来受清教徒影响的教会采用会衆制，比如浸信会、公理会、贵格会、门诺会、弟兄会、神召会，还有一些19世纪以后的新宗派也是这种制度。会衆制就是强调每个地方教会都是独立的，互不干涉，没有长老教会的那种小会、中会和总会，更没有天主教的圣统制，或者圣公会和路德宗的教区和教省的说法，他们最多有一些相对松散的联盟，比如美国就有南方浸信会联会。教会一切内部事务由会衆决议，具体制度和礼仪由会衆决定，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，选聘堂会的主任牧师（Senior Pastor）。会衆制的教会强调每个信徒都应该参与教会，虽然事实上也存在牧师或者负责人，但是平信徒能够参与教会事务的决策，或者主动发起某项事工，他不用听主教决定要做什么，自己就可以主动发起各种各样的活动。

这些不同的制度设计，会影响里面所处之人的具体行动。比如，在长老制的教会里，所有信徒开大会是它的最高权力机关，然后选出长老们，或者区会委派牧师来牧养他们。在教会里面，不管是去探望，或者做监狱事工，或者成立基金会，全部是大家集体决策。这在主教制的教会、会众制的教会，就不是这样的做法了。然后，教会与其他教会的关系，是独立、联盟还是上下级的关系，这又会关系到资源如何分配，是上级给你分配和协调，还是你自己去开拓和竞争，也就是从别人那里抢过来，这些都关系到制度设计的问题。当然，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，都在说上帝的爱，但是怎么去爱的方式千差万别，这就跟神学和制度有关。

社群关怀的公共展开

基督教社群关怀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公共性，它不仅是教会内部的，它也从内部走向外部，能够从内到外开出去，成为普世性的恩典。

早期教会的很多人是寡妇、老人，社会阶层比较低，相当边缘，保罗书信里面就提及如何照顾寡妇老人等。后来随着基督教慢慢强大，特别是四世纪以后，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，规模就更大了，基督教的社群关怀就更加正式了。天主教就有一些很细的做法，比如规定给饥饿者怎么做，给口渴的人、赤身裸体的人、患病的人怎么做等等。基督信仰的出现，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很多做法。比方说，开设公共医院，罗马帝国也有医院，但医院它隻提供给公民，或者有一定社会阶层的军人、官员等。但是其他人，比如劳工，没法进去。基督教的出现，就打破了这么一个局面，它提供给所有人，它是制度化的、公共性的。在1700多年前，基督教就设立了一些公共的医院，不仅在城市，也到乡下。可以说，基督教有意识地把医院向着整个罗马帝国境内进行推广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托儿所、孤儿院。在罗马帝国，原先非婚生或者残章的婴儿是可以被杀死或者丢弃的，所以有大量的弃婴，但是基督教兴起以后，它的信仰本身就非常反对这种事，反对堕胎和弃婴，所以就造了很多托儿所、孤儿院来收养这些婴儿，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和教会的人去抚养他们。这些案例，都说明基督教的社群关怀，面向教会以外的人，是带有公共性的。

当然，这种公共性，它既有内部的公共性，也有外部的公共性。内部的公共性怎么说？就是教会内部的各种团契、聚会，根据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需要，有按场合来分，比如礼拜天的主日聚会，平时的小组聚会，家庭的查经聚会，还有一些面对慕道友的福音聚会。也有按照职业和行业的分，比如面向工商界和企业家的工商团契、企业家团契，大学生有大学生团契，学者有学者团契。还有的因为场所和需求不一样，设立面向老年人的慈善基金会，面向狱友的监狱事工，还有戒毒事工，流浪者关怀事工等等。

举个例子，主日学。我们知道在很多宗教里，成年人甚至中老年的成年人，才是宗教的主体，儿童经常是被忽视的。但是在基督教里，很重视儿童。礼拜天的宗教活动，不仅是成年人的，也有儿童的主日学。最开始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，有位圣公会的信徒，他看到这群流散在街头的童工，有他的宗教需求，就成立“主日学校”或者“主日学”（Sunday school），或者叫主日学。他决定聘请老师来教这些儿童，教圣经知识，教唱歌，也教认字。这是1780年的事情。到现在，大部分的教会应该都有主日学，这就是教会内部的公共性。

至于教会以外的外部公共性，也很好理解，大量医院、学校、机构是从基督徒开始的。比如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最好的几家医院，几乎都是教会医院留下来的，北京的协和、湖南的湘雅、成都的华西、杭州的浙大二院，几乎都有教会医院的背景。民国时期，还有13间教会大学，几乎就代表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高度，特别是国立大学还没起来的时候，最高水准就是教会大学，这是蔡元培说的。当然，它们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，全部被拆散，被调解到不同的学校里面去，但是它的历史影响和教育遗産，仍然在发挥作用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苏格兰遗孀基金，它从内部慈善，开展出社会慈善，也是基督教社群关怀开出现代社会公共文明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苏格兰遗孀基金或苏格兰寡妇银行，这是英国最有名的专门做保险，做养老金、做投资的公司。它最早其实就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两位牧师，看到很多牧师去世后，通常留下夫人和孩子，他们的生活怎么办？所以，当他们看到这个问题，就和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合作，来研究如何通过设立一个专门为牧师们做保险的基金。那个时候是1744年，也就是清朝乾隆九年。他们是这么算的——苏格兰长老教会当时有930位牧师，平均每年去世27位，有18位会留下遗孀和两个不到16岁的孩子。这样就能算出加入这个基金的牧师，每人每年应该交几英镑，那么等他去世后，他的夫人就能拿到多少补助来过接下去的生活了。当时算出来时年缴2英镑12先令2便士，那么遗孀就能每年拿到10英镑。如果想拿到更多补助，那就年缴6英镑11先令3便士，这样每年就能拿到25英镑，足够生活开销了。这还成了现代保险精算学的前身。

当时，他们这个还叫做“苏格兰教会牧师遗孀及孩童抚恤基金”，后来改名为苏格兰遗孀公司，还给泰坦尼克号事件里的遗孀发过赔偿金。现在它已经变成英国最有信用、规模最大的保险和养老金的公司之一。

你可以看到，它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最早就是两个牧师看到一个非常小、但非常实际的需求，去设计出来的制度，结果过了300多年，现在还在运作，变成普惠性质的公共机构，变成人们共享的一种文明秩序。这就是基督教社群关怀如何从内到外、从小到大的一种典型案例。它不仅背后有理念，有神学，也有制度的设计，不仅基督徒能享受它的恩惠，其他人也能参与这套文明秩序，享受这套制度的红利。

今天说了很多，总结起来就是社群关怀，要看见具体的人，看见儿童的需要、麻烦病人的需要、监狱这些人的需要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，有不同的处境，如何把一个普遍性的信仰，带入到这些具体处境里的具体的人，这是需要反思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邻舍，需要你用一双信仰的眼睛，一种经验的流传，去发现和开启。其次，社群关怀背后有浓厚的历史性，有神学但也有合宜的制度设计，通过制度去整合资源、平衡权力，去鼓励不同层级的人来参与这种关怀。最后，这种社群关怀不仅是内部的，也能够从内部走到外部，最终形成一种普惠性的文明体系，这是更难的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就能理解为什么瑞士的一家私人协会，能变成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人道组织。或者苏格兰两位牧师的想法，变成了英国最大的养老金银行。我想这些就是基督教社群关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。